青年男女或者介绍人在询问“有没有房子”时所指的，是问男方父母家现有空间内，能否还有分隔出来的余地，如有阁楼、亭子间、阳台等空间可以供新婚夫妇居住，实在不行在较大的居室内用布帘子隔开一个空间也算房了。到了1982年，上海还推出全国创新举措——在普陀区志丹路上建成了新俪公寓，这一被称为“全国第一栋鸳鸯楼”的房子，专门供还未符合福利分房条件的大龄青年结婚过渡使用。

“全民还是集体？”

“有房还是没房？”

“海陆空有没有？”

1980年代初，历尽波劫后的上海城内，复苏的不仅有经济，也有被压抑许久的人性和人情。随着大批知青返沪、农场青年返城，一时之间，找对象成了家家户户关注的话题。

在当时，超过28岁的男性和超过25岁的女性，都已经被归入大龄青年序列。因为刚刚返沪，没有福利分房，工资又几乎全民统一并无优势，因此上海出现了第一次找对象危机。在政府的鼓励下，几乎每个单位都被组织起来，要求尽可能解决大龄青年婚恋难问题。一批大型的相亲会也应运而生。其中，男性员工居多的钢铁厂最常和女性员工居多的纺织厂联谊，连报社也本着为社会分忧的担当，出面承担“红娘”工作。

【“海陆空”“全鸡全鸭”是什么？】

59岁的作家马尚龙还记得，上海文联《采风报》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今作协所在的巨鹿路675号大厅里举办相亲活动。报名热线是2471490，谐音沪语“两思切、一试就灵”。大厅里拉了绳子，上挂三角形小彩旗，每一面小旗上是一个单身者的年龄、身高、单位、照片等信息。如果看中了旗子上的人，就摘下旗子交给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出面传递消息，以避免被拒的尴尬。

虽然当时谈恋爱也要问住房，但其含义与今日内环无贷的商品房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仅为4.3平方米，逼仄程度全国第一。

青年男女或者介绍人在询问“有没有房子”时所指的，是问男方父母家现有空间内，能否还有分隔出来的余地，如有阁楼、亭子间、阳台等空间可以供新婚夫妇居住，实在不行在较大的居室内用布帘子隔开一个空间也算房了。到了1982年，上海还推出全国创新举措——在普陀区志丹路上建成了新俪公寓，这一被称为“全国第一栋鸳鸯楼”的房子，专门供还未符合福利分房条件的大龄青年结婚过渡使用。

在工资几乎统一的年代里，询问对方单位性质是全民还是集体，全民里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意味着福利劳保上的差距。在没有可能于住房上有太多要求、也还不时兴钻戒马尔代夫蜜月游的年代，女孩们于婚事上在“海陆空”和“全鸡全鸭”上攀比。其中，“海陆空”指的是：海，对方家庭亲戚中有海外关系；陆是落的谐音，指对方是刚落实政策的家庭，即对方是文革中受到冲击现在翻身的资本家、官员、知识分子背景的家庭；空是指有空房子。“全鸡全鸭”，则指陪嫁里是否有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鸭绒被头、鸭绒枕头。

【内部解决，肥水不外流】

在这事事依靠组织、结婚还需单位开证明的年代里，两个知己知彼的青年在一个单位或者系统里内部通婚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脱单渠道。

1985年《解放日报》登陆振球的调查发现，随着青年自主恋爱意愿增强，同一单位的青年人婚恋比例上升。撰文者于当年的统计发现，某厂45岁以下的同厂婚配有24对，占近15年结婚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九。“在一家小厂22至26岁青年正在热恋的有十二对，占这一年龄组未婚青年的百分之四十点六。”，在一些被社会偏见贬低的职业领域，或者一些工作场所在偏远地区的单位内，这一比例更高。如当时某区环卫所近5年中，新婚人数共554人，其中91对是同一单位的。

稳定人心促生产，肥水不落外人田。在这方面，郊区也没闲着。

1980年，《解放日报》市郊版登了一个2000余字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一位生产队老队长徐福元，如何进退有度地撮合了一对“内部姻缘”。其操作性之强、指导性之明确，堪为红娘范本。

其中的男主角国华，是个勤劳正直的青年，只因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两年伪乡长且拐腿哮喘，母亲去世后家里的重担都落在国华身上，因此好好的一个青年耽误到33岁还没有对象。等到 “四人帮”垮台，思想解放了，老队长打定主意，要为国华找合适的人。一来二去，老队长想到了大队的种菇辅导员年云。

30岁的年云曾与一个来插队的知青相好，但青年上调读大学后就甩了年云。后来，年云经人介绍认识一个军人，可军人提干后，又取消了婚事。深受打击的年云从此一心扑在种菇上。老队长于是以蘑菇棚缺人手为由，将国华派去与年云一起工作。之后，老队长又无意在年云面前提到国华的人品好，还单身等信息； 又买电影票叫两个青年一起去镇里看；国华生病时托年云去送水果……当老队长看看事情有七八分把握时，特意到到队里有名的快嘴大婶家串门聊天，知道“现在用不了半天，这消息就会传遍全村，用不了一天，整个大队都会传开。”

果然，在老队长的神机妙算下，国华和年云成了一对，而且因为精心管理，这个生产队的蘑菇长得全大队第一、卖出高价。年终总结时，两个青年都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喜酒宴上，宾客纷纷恭维老队长一举三得。

【上海十位丈母娘，倡议惊动全国】

在冰雪初融、又处处留存含蓄感的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人谈恋爱时尽管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判断，但依旧还是离不开组织的影响。在全社会鼓励大龄青年去“勇敢爱”的同时，党报舆论也不遗余力地倡导人们简朴结婚、努力工作。

1981年国庆前夕，214对青年在上海体育馆举行集体婚礼。当时，钟民、夏征农、陈沂等时任市委领导到场祝贺。团市委书记汪明章为新人们证婚。七千余位来宾“交口赞誉这是破旧俗，立新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好事。”

1982年，上海灯泡三厂14位青年女工发出“树立正确恋爱观，不做高价姑娘”的倡议：恋爱结婚不讲排场，对男友只要求有上进心，人品端正，物质条件可在成家后自己去创造。1983年1月3日，这14位青年女工的母亲，以“十位丈母娘”的名义登报，“向全市丈母娘提倡议”，完全赞同女儿们树新风破旧俗的行动。同日，《解放日报》连续数日展开征集问题讨论“勿做高价丈母娘”，提醒那些“提出要几百元钱彩礼、全套高档家具、十几桌酒席、几十斤喜糖”的丈母娘不要为了“敲女婿一记”而耽误了青年终身大事。当月17日，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党委马上落实，并专门召开会议，将近三百位丈母娘欢聚一堂，倡议支持女儿婚事新办。很快，《人民日报》转发了《上海的十位丈母娘》一文，引起全国的反响。 　　

为了鼓励青年革命生产两不误，报纸也真是操碎了心，连失恋的对策也想好了。

1980年7月14日，《解放日报》还特意登一文《理想的爱和爱的理想——谈摆正爱情的位置》一文，手把手地指导青年“失恋之后，我们应该到集体中去寻找安慰，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充实自己的生活，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把占满脑子的痛苦挤掉。切莫把失恋看成是人生的完结——这是一把尺子，它能检验出你的意志；又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你的人生观……革命者比任何人都更为强烈地追求理想的爱。理想的爱和爱的理想之间的关系就是：忠实的爱情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

嗯，真的是满满正能量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