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贵族、侠客上马能武，而宋代“杯酒释兵权”等，让中国人更“文弱”。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如何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春秋时期： 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

2、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3、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会惊觉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个180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两代面貌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4、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他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