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很多人感兴趣但并不关心，现在中国发达了，很多人开始害怕中国了。未来的外交格局是靠未来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

    美国时间2013年9月27日，纽约曼哈顿上东区Pierre酒店，一个盛大的Party。严幼韵108岁生日。

    老太太身着一袭亮粉色旗袍，略施粉黛，翡翠耳环、翡翠胸花在灯光下熠熠生辉。160多人盛装出席了寿宴，其间不乏艺术家表演助兴。当天的主色调是红色，太太们身穿红色旗袍或红色晚礼服，先生们则是黑色西装，红色领带或领结。晚宴前，数十位第四代晚辈向太祖母一一献上火红色的玫瑰。当严幼韵钟爱的爵士乐响起，宾客翩翩起舞，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严幼韵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1959年，54岁的严幼韵嫁给了71岁的顾维钧，成为顾的第四任夫人。

    严幼韵一生和外交结缘，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也是外交官，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公使期间，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杀害。顾维钧去世后，她和女儿杨蕾孟、杨雪兰居住在纽约，每年生日都要举办盛大Party。历经百年沧桑，她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她在生日宴会上用英文说，“我很幸运能有健康的身体，希望明年可以再相聚。”

79岁的顾维钧继女杨雪兰仍致力于中美民间外交

    杨雪兰如今也已经79岁，但仍神采奕奕，见面当天她还烫了头发。辞去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一职后，杨雪兰现在是美中文化协会主席、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常年往返于中美之间，用她的话说是在做“中美民间外交”。她今年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帮梅兰芳的后人牵线，把京剧带进纽约大都会舞台，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

    我们会面当天，北京正遭遇严重的雾霾。站在位于三十四层的落地窗前，夜幕下的北京城笼罩在浓重的迷雾中，不见楼宇城郭。经过了一个世纪，这个外交世家正逐渐步入历史深处，而家族的后人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父辈的事业。

    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

    当年2月，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毕业的顾维钧，收到了一封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公函，经国务总理唐绍仪推举，袁世凯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英文秘书及外交秘书。24岁的顾维钧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后转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京，开启了自己风云际会的人生。

    回国后，仪表堂堂的顾维钧被唐绍仪招为夫婿，与女儿唐宝玥结婚，生了一双儿女。在唐宝玥之前，他曾受父母之命，与一女子有过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并在回国前协议离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引发国内反日运动高潮。1919年，随着战争结束，协约国最高会议将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顾维钧当时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公使，被指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不幸的是，恰逢妻子唐宝玥因西班牙流感去世，对顾维钧造成了“可怕的打击”。然而，国家面临内忧外患，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决定启程奔赴巴黎。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前排左二为顾维钧）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发表了即席演讲——著名的“山东问题说帖”，其中“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句震慑了在场的欧美代表，扭转了国际舆论形势。顾维钧也因此名声大震。

 在《顾维钧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美国）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弱国无外交，历史没有因外交家个人的杰出表现而改变。英美最终对日本绥靖，牺牲了中国利益。顾维钧对威尔逊表达了失望和不满，他的态度很明确：对山东问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当时北京政府已同意签字，而国内公众团体及一些地方省份则坚持拒签，巴黎代表团面临两难压力。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称病住院，他虽然率领四人赴巴黎和会，实际给中国的席位只有两个，只有陆和顾维钧最终出席，而到最后决断时刻，只剩顾维钧一人。“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顾维钧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表现被后人评价为“孤独的英雄”，这段历史在1999年被拍成电影《我的1919》，主演陈道明再现了顾氏当年的风采。

 杨雪兰很佩服继父当年的英武决断，她认为当时是一个no-win（没有赢家）的局面，“一个政治家如果做错决定，后果会很严重，所以都不敢做这个决定，都跑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他最后之所以决定不签，是基于自己在国际法（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及外交专业的博士）方面的判断，“将山东划归日本是不合法的”。

 史学家唐德刚曾言：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是一个，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唐氏没有明说的是，前两人均身居宰辅之位，只有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因此殊为不易。

 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大增，威尔逊很佩服他，在其结婚典礼上不忘邀请他参加。由于顾当时只是国联（联合国前身）理事，官阶不高，威尔逊最后以“私人贵宾”的身份邀他参加。

 第二年，顾维钧经人介绍与“亚洲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结婚，但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休，就结束了这段婚姻。

顾维钧与严幼韵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当时严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顾的下属，而严、杨婚礼曾在上海轰动一时。

 严幼韵年轻时是高调、时髦的富家大小姐。她出生在上海，父亲是著名的实业家。她是复旦第一批女生，也是第一个每天开着私家轿车出入校门的女学生。

 她从不乏爱慕追求的男生，但她眼光颇高，“我要有一个人，样样要比我好才行”。1928年，她结识了杨光泩，杨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

 1929年，两人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结婚当天的照片在报纸上刊登，成为人们街头巷议的谈资。照片里，严幼韵身穿洁白的婚纱，长长的纱裙一直拖到六层台阶下的地面。两人身边分别沿阶站立着五位捧着花团、穿着旗袍的伴娘和五位身着燕尾服的伴郎，戒童、花童一应俱全。如此盛装的婚礼，在今天仍称得上时髦。

 婚后，严幼韵随夫出国，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并先后生了三个女儿。1938年，杨光泩出任国民政府马尼拉总领事，一家人来到了菲律宾。杨雪兰当时只有3岁，在她的童年记忆中，常常会和父亲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还会穿着当地人的服装跳舞。大概5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父亲叫杨雪兰起来，带她去参加一个剪彩活动。她很兴奋，爬起来就去剪彩。

 好景不长，二战爆发，家里人在饭桌上天天都在说打仗的事，杨雪兰晚上做梦都梦见打仗。

 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攻占了马尼拉，杨光泩和领事馆的七位外交官不幸被捕。当时，国民政府的部分法币放在菲律宾，杨光泩怕国家财产落入日军手中，将其全部烧毁，并拒绝为日军筹集资金。

 领事馆的所有外交官和家人都躲到了一个宾馆避难。“我们从宾馆看到外面的日本兵，他们穿着靴子，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咚咚作响。”

 一天，全家人在吃早餐，日本人敲门进来，杨光泩像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到房间里拿起箱子就走了。两个月后，严幼韵带着女儿在监狱里见到了丈夫。据杨雪兰描述，那个监狱靠海，很多人挤在一间被水淹着的牢房里。之后，被捕的外交官被转移到乡下监狱，她们又去看过一次父亲，但没想到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当年4月，八位外交官被日军杀害，但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严幼韵才获知丈夫遇害的消息。

 “我最后见到父亲时只有6岁，母亲、姐姐自然都很难过。”杨雪兰说。

 外交官被捕之后，家人被逐出领馆，搬到乡下的一所老房子里一起生活。原本是杨雪兰一家5口人住的房子，挤进来40口人。失去丈夫的女人们带着孩子，从前有豪华的房子、花园、车子、司机，到后来电也断了，水也停了。

 严幼韵从跟随丈夫出洋开始，就告别了过去有丫鬟梳头、厨子做饭、司机开车的大小姐生活。她不仅打理内务，还承揽了领事馆官邸的装潢工作。丈夫遇难后，她变卖了珠宝，自己动手种菜、做酱油、做肥皂、纺线、做衣服鞋子。她像一个大管家，常常需要协调几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这段日子对杨雪兰这个10岁不到的孩子来说，反而因为几家人聚在一起而觉得热闹；但对母亲严幼韵来说，却是艰难岁月。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1945年，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来到纽约，不久即出任联合国礼宾官。1959年退休以后，和顾维钧组建了新的家庭。

“其实顾维钧一直没有家。他一生做外交官，外交官是派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后来和我妈妈结婚就住到我家了。退休以后，联合国又让他去（海牙）做法官，他也是住在宾馆的。”杨雪兰说。

 相比前几段婚姻，顾维钧把严幼韵当作一生的至爱。严幼韵在回忆录里写到，顾维钧曾送给她一对熊猫，背后写着“W. Marry J.”（顾维钧娶了严幼韵），充满了爱意。子女们都认同，他和妈妈“真的是爱情的故事”。

 晚年的顾维钧受到太太的悉心照料。顾维钧喜晚睡晚起，严幼韵就每日凌晨3点起身，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邀约，顾维钧在退休后专注“回忆”工作，先后17年完成了11000多页的“口述回忆录”，这也是与太太的精心照顾分不开的。

 顾维钧和严幼韵结合后，两家人合为一大家。严幼韵对顾家子女视为己出，每年都能召集大家聚在一起。顾维钧与前任妻子共生有三男一女，其中顾裕昌、顾福昌二子于70年代先逝，长子顾德昌和女儿顾菊珍和严幼韵一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顾菊珍曾感慨地评价严幼韵，“她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我们顾家这些人，跟她们原来不认识的，把我们能够全部召集起来成为家庭，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当然很客气，可是我们并不叫她母亲，我们叫她Juliana（严幼韵的英文名），她不在乎的，所以大家都很和睦。”

 严幼韵的三个女儿和顾维钧也很亲密。杨雪兰说，顾维钧在自己孩子面前是很传统、严厉的父亲，她的继姐顾菊珍每次见到爸爸，总是被问“功课学得怎么样？”“分数考得好吗？”反而是他退休以后，和严幼韵的家人在一起时才放松了。他们一起度假、游泳，到赌场试运气。

 杨雪兰回忆起继父能讲好几个段子。顾维钧和几个女婿学跳水，总是平着拍在水上，一次他终于能像鱼一样钻进水底，却又不知怎么潜上来。他喜欢去赌场玩roulette（轮盘赌），逢赌必输，包括打麻将，从来赢不了牌，但是他在赌场拿一支笔一直记着什么，人家就以为他是行家。最有趣的是他的“picture face”（相片脸），他本来是很好玩的人，但是一照相就架起肩膀，挺起胸脯，脸也“凶”起来，所以现在看到的顾维钧所有的照片都是一张绷紧的“相片脸”。

 顾维钧有记日记的习惯，平时还喜搜罗杂物。女儿顾菊珍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封信，是杨雪兰10岁时写给顾维钧的英文信，信里写着“谢谢你给的糖”。当时大约是和母亲刚来美国，受到顾维钧的照顾，但杨雪兰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顾维钧活到97岁，逝于1985年。他曾总结长寿的秘诀：散步，少食零食，太太的照顾。他去世后，严幼韵觉得自己“失业”了。“她像一个职业的家庭妇女，不是人家的少奶奶，也不是太太，而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事情。”杨雪兰说。

 严幼韵如今住在纽约曼哈顿，晚年喜欢社交。她的圈子里都是外交家，她喜欢结交新的朋友。每天她要安排朋友来家里打麻将，她每天用香水，穿高跟鞋。过了百岁的她每每被人问起长寿秘诀，她都笑答，“我没有秘诀，只是幸运罢了。”非要总结的话，她不运动，不吃药，不为往事感伤。

 杨雪兰说，母亲的长寿之道其实是乐观，“就像看半空的杯子，她看到的总是半满。”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Something could be worse”（本来事情会更糟呢）。

 母亲从不回首往事，但在大女儿杨蕾孟的劝说下，不久前完成了口述回忆录，已在美国出版，今年年底会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两个女儿又要开始为母亲准备今年的109岁寿宴了。母亲每天都很开心，问她几岁了，她说：106？107？不记得了。但问她今天好吗，她会说：每天都是好天。

在这样一个外交世家中长大，杨雪兰从小就想当一名外交家，但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她已无法再代表中国实现这个梦想。“其实我觉得我是做到了。”杨雪兰说。

 在严幼韵三个女儿当中，杨雪兰最“中国”。也许是出生在上海的缘故，她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上海的、中国的。她一直穿中式服装，能说很流利的中文。姐姐和妹妹都比较西式，不怎么会讲中文。她在上海有一处公寓，每年都回来几次。

 杨雪兰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母亲在联合国礼宾司工作的十几年，每天都穿旗袍。那个时候，母亲每两年回趟上海，都要做几身旗袍带回去，衣柜里的旗袍就有几千件。“她没有穿过外国的衣服，只有睡衣是西式的。”

 她也鼓励女儿穿旗袍。杨雪兰从13岁开始就穿旗袍，上中学时，她也想像其他同学那样穿西式衣服，但母亲说不可以，所以她一直穿旗袍长大，直到自己生小孩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穿西式的衣服。

 杨雪兰从美国威利斯女子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业，在美国Grey广告公司工作了20年。时任Grey执行副总裁的她引起了美国通用汽车的关注，用时6年将她“挖”到了通用汽车出任副总裁，成为通用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

 她在通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中国人，同时是女总裁，在当时都是另类。彼时的中国并不为普通美国人所知，一个法国外交官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

 “那个时候在美国中部，很多人从来没有碰到过中国人，我是他们见过的第一个中国人。80年代，甚至到了90年代，他们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印象。中国？你们那里有热水吗？觉得那是个野地方。所以我是最奇怪的人，从纽约来的，又是女的，又是中国人，古怪到底。”杨雪兰哈哈大笑。

但从小的家庭背景和父母的教育，并没有让杨雪兰觉得自己是女人、华人会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母亲对她们的教诲是：你们可以做任何事，最好做宽一点、大一点的事。

 在通用，她参与了通用汽车和中国的合作，间接促成了中美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制造公司建成投产。

 然而，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杨雪兰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模样。她梦想着上海的样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有机会回到上海。

 “美国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人沉睡了一百年后醒来，我觉得中国就像睡了一百年。”

 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巴黎，全世界的大城市似乎都繁华喧嚣，但是她到了上海，发现大街上没有汽车，满街只有自行车；晚上路上没有灯，因为没车，可以在路中间走。夜晚甚至整条路上没有一个人，“安静得不得了”。和美国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带儿子到舅舅家，惊喜地看到一个浴缸，但是没有热水管，要用暖水瓶烧热水一瓶瓶加进去……

 但那次回国给她印象更深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是那么“简单、纯真和朴实”。她们把手绢扔在酒店不要了，结果店里的人拿着手绢一直追到火车站，问你们是不是落了这块手帕。另有一次，她们在静安饭店请客，订了一个奶油蛋糕，她们习惯把太多的奶油刮掉，上海家里的阿姨见状说“你不吃这个的？给我！”她拿起来就吃掉了。

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开始受到西方的瞩目，但杨雪兰发现美国的华人圈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得依然模棱两可。他们大多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面对国外的记者，也谈不出什么见解。

退休之后，杨雪兰与贝聿铭、马友友几个知名华人一起创办了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华人在美国不受偏见”，现在则更多的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外交，我的目标是帮助大家认识华人。后来真的跟中国政府联系，也就是真的外交了。我没有做成外交家，但其实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外交。”

杨雪兰2月底刚刚返回美国，3月中又飞到了上海，她这次要待两个星期，为即将开放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忙前忙后。她曾将《牡丹亭》带进纽约大都会的舞台，这次要促成纽约爱乐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的长期乐手培训和演出交流。

“原来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国家，很多人感兴趣但并不关心，现在中国发达了，很多人开始害怕中国了。如果人和人的关系不好，最后国家的关系也不会好。我们做文化交流是一种基础，未来的外交格局是靠未来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决定的。”